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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缓解住房短缺性的居住贫困

2020-07-10 09:11

“在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中,住房及土地成了政府参与经营的大宗商品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与人的生活有关的政府责任、以及相关的公共事业,都大大地滞后了。”陈映芳说,“‘人’本应是社会发展的目的,但被中国种种宏大的发展目标忽略、遮蔽太久了。”

□上海新天地的一名ktv女服务员,在经历了坎坷的找房过程后,只能和其他33人一起住在一间由三室一厅改造的“公寓”里。

□一些外地来上海郊区承包土地种植蔬菜和鲜花的农民,则选择生活在田间临时搭起的窝棚里。

为了缓解住房短缺性的居住贫困,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各种限购令抑制房价上涨、建立以购买住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。结果,这些“促进房地产总量与购房量的措施进一步排斥着居住贫困者”。

当江西师范大学软件学院的一名毕业生初次来到上海,他没有任何能力负担这里的房租,只能和同学挤在一个6平方米的房间。就在这个除了一张床之外放不下任何其它家具的屋子里,两个人一起住到他找到工作。

根据最近一次公布的《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》,中国2005年的住宅私有率就已经达到81.2%。2012年,有新闻报道指出中国住房拥有率近90%。可与此同时,“在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生活着数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居住贫困者”。

王南来到上海时,身上只揣着一千多元。这个南方某大学的毕业生经历了磕磕绊绊的两年职业生涯之后,希望能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谋得体面的生活。没有任何亲戚、朋友、同学,他只能先在求职公寓落脚。

公寓里大约住着30多人,大家共用一个厕所,几乎每次去都要排队。人们在狭窄的空间里小心翼翼地辗转腾挪,互相却并不怎么交流。

“现在找房子的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里漂泊,被市场的浪头反复拍打。”陈映芳教授的学生、社会学博士卫伟说,“而实际上,居住权利是应有制度保障的。”

2008年,金融危机全球爆发,日本出现了许多因无法支付房租或偿还房贷而流浪街头的年轻人。后来正是在政府和一些民间救助机构的帮助下,许多人才得到安置并开始重归社会。

2009年开始,社会学家陈映芳主持了一项叫做“城市居住者居住生活救助研究”的课题,把这些形态各异的居住空间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。她希望通过这项研究,让更多人了解城市里的居住贫困者,特别是各种各样的外来人员,“是如何寻找他们赖以歇息的一席之地的”,以及“为此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”。

每天,都有许多人和王南一样来到上海寻求梦想,把自己塞进一个或大或小的屋子里,是他们在大城市需要迈出的第一步。

对于一名中年女清洁工来说,家就是自己安放在上海繁华闹市区旧里弄的一张小床。那个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被精打细算地布置,洗菜的水池旁边就是抽水马桶。

在网上的文字介绍中,公寓干净整洁制度严明,可实际上,那里“就像把大学里最不讲卫生的几个男生聚集到一起,然后准许他们一个月不打扫房间”。 他有时会恍惚觉得自己没在大都市,局促的居住空间甚至还不如家乡的农村。搬离许久,王南依然难以忘记弥漫在那个拥挤房间里的特殊气味。

□最近,这些故事被汇集到一起。一直关注城市化问题的社会学家陈映芳觉得,“唯有他们的状况,才是衡量我们这个社会美好或丑陋最为确切的标准”。

金融危机结束后,陈映芳开始了这项关于居住的研究。在她看来,中国的城市目前面临的情况是,“住房产权化的商品逻辑主宰了居住生活的逻辑”。

对于一名30多岁从安徽到上海谋生的男子和他在餐厅刷盘子的妻子来说,他们在繁华大都市的栖身之所,是用木板在公用厕所搭出来的隔间。纸壳子和棉絮杂乱地堆在不到两平方米的空间里,刺鼻的气味让人无法久留。

□上海市闵行区塘湾村一家价格低廉的浴室里,从安徽来打工的浴室主人干脆放弃了找房,就在浴室中安了家。

找到第一份工作后,他迫不及待要搬出来,建立自己的生活。可惜他所能负担得起的,也只有从一间毛坯房的卧室隔出来的单间。一个月650元的房租,占了他收入的很大一部分。

公寓位于浦东一座高层建筑里,看起来有些破旧,地面瓷砖上还有清楚的磨损痕迹。毛坯的房间里只有一扇小窗可以看见外面的高楼大厦,可是窗户被几张铁架子床牢牢挡着,打不开。

“我们之前一直觉得居住贫困群体是有一定边界的,”陈映芳说,“但那次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,即使有房产的人,居住生活其实也非常脆弱。金融危机与失业、失业与失房、失房与流落街头,几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在一起。”

这是王南最熟悉的一块地方,因为经常出现在宣传画里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就在这儿。在王南心里,它约等于繁华的上海。

容纳王南的求职公寓名字叫做“梦想驿站”,是他到上海之前就在网上预订好的,地点在浦东新区。

最近,这些故事被汇集到一起,书的名字就叫《寻找住处——居住贫困和人的命运》。

对为数不少的人来说,“家”甚至只是广场上的一张张长椅。每当夜幕降临,这座城市的中心广场上“哪一个凳子上都躺着人”。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和肯德基,“晚上坐着一群销售人员,趴在餐桌上过夜”。

从上世纪90年代在国外留学时就开始关注居住问题的陈映芳告诉记者,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而言,像王南这样的迁移、流动人群都是最重要的居住贫困群体。这些年来,她每一次到国外参加学术研讨会,都会被带着参观各地的贫民区、公租房和面向无家可归者的救助机构。无论是在大阪、东京、首尔,还是巴黎、里昂,她都见到了成熟的住房保障和住房救济系统。

一直关注城市化问题的陈映芳觉得,“唯有他们的状况,才是衡量我们这个社会美好或丑陋最为确切的标准”。